《人物故事图》册，明，仇英作，绢本，设色，每开纵41.4厘米，横33.8厘米。全册共十开，内容取材于历史故事、寓言传说、文人轶事和诗文寓意，具体为子路问津、明妃出塞、贵妃晓妆、南华秋水、吹箫引凤、高山流水、竹院品古、松林六逸、浔阳琵琶、捉柳花图等。这些题材历史上常被画家描绘，但仇英在作品立意、形象塑造和笔墨表现等方面，都注入了自己的才思和技巧，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风格。作品主题明确，构思巧妙，不仅人物活动的细节刻画具体明晓，而且注意环境气氛的烘托，使每幅画页都有很强的观赏性。如“贵妃晓妆”页，以杨贵妃清晨在华清宫端正楼对镜理髻为中心，将宫女奏乐、采花和携琵琶等情节同现于一个画面，集中表现了贵妃爱牡丹、喜簪花、善声乐、好打扮的习性，也概括反映了贵妃奢华纵乐的生活内容。又如“高山流水”页，取材于伯牙鼓琴的故事，在描绘俞伯牙草亭弹琴，钟子期拾阶而上，知音相遇的具体情节同时，布置了高山飞瀑、松林流水的静谧清幽环境，形象地表达了高山流水的音乐内容，也衬托出人物的高雅情操，以象征性手法营造出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臻境。此图册运用工笔重彩法。人物情态描绘得细腻精微，文人举止高雅潇洒，仕女容貌端庄娟美。建筑器皿工整精细，山石树木形态各具。笔致工细而不板滞，流畅自然，刚柔相济。敷色艳丽，又多和色，整体色调和谐、清雅。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是仇英对唐宋工笔重彩法的创新和发展。仇英（约1505—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寓居苏州。初为漆工，后改学绘画。移居苏州后得识文徵明，并拜周臣为师，主宗南宋“院体”，形成以严谨劲利为主调的艺术风格。中年时画名渐起，经常接受富商和收藏家邀请，至其家中作画。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昆山鉴藏家周凤来延聘居其家六年。尔后又至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家作画，长达十余年，其间广泛接触、观摩和临摹古代名迹，技艺大进，尤其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晚年与文徵明父子及其门生交往密切，又吸取了“吴派”文人画之长，使作品增添了清雅的气息，其声誉与沈、文、唐相并埓，有“吴门四家”之称。

仇英的山水以青绿重色为主，主宗赵伯驹和南宋“院体”，写景真实又有所理想化，布局宏大繁复兼具明快清朗，绘建筑工致精确而不刻板，山石勾勒中兼施皴擦点染，规整中见放逸。画树则勾勒、渲染、夹叶、点缀并用，灵活多变，设色浓艳鲜丽，又注意色调的统一与柔和，显得艳而不媚。人物画亦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体态俊美，笔法细微，敷色妍柔，有“仇派”仕女之称。其作品雅俗共赏，对传统的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有重大的发展。明妃约有二义：一以教理，所谓能破愚闇烦恼故曰明，能生一切之功德故曰妃，即陀罗尼之别称；二指佛或本尊悲智双运之配偶，是智慧之象征，亦可称佛母，通常在与本尊一同出现时称明妃，以侧重其主尊之法侣的神格身分。藏传佛教中如五方佛大日如来之明妃金刚界佛母、阿閦佛之明妃佛眼佛母、宝生佛之明妃无我佛母、无量寿佛之明妃白衣佛母、不空成就佛之明妃救度佛母等较为常见。取材于庄子《秋水篇》，主要写河神与海神的一段对话，借水来论述宇宙、世事间的相对关系，所谓“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又以天地万物大小、多少、盈虚、有无之间的相对关系，引申至政治道德观念的静与变的相对关系，是一篇抽象的哲理性文章。作品采用拟人化手法加以形象表现，凝望流水的男子代表“南华”（后人称庄子为南华真人，亦即代表庄子），侍立女子为“秋水”化身，高山、丛林、河石、树、人之间的大小对比，则象征天地万物间的相对关系。

故事取自汉·刘向《列仙传》，述说春秋时秦穆公之女弄玉善吹箫，与亦精吹箫的仙人箫史结为夫妇。穆公筑凤台，两人吹箫引来凤凰，后双双乘龙凤升天而去。此图即描绘弄玉在凤台吹箫，引来凤凰的情景。

春秋时期，俞伯牙善于鼓琴，钟子期深谙琴趣，伯牙琴曲，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子期听后遂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

描绘唐代李白、孔巢父、韩淮、裴政、张叔明、陶沔等号称“六逸”的文士结社徂徕山的故事。

也称“批把”，弦乐器。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曰：“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唐朝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种形制。多为半梨形，曲项，以拨子弹拨演奏。“仕女”始称“士女”，其原初的语义指未婚的男女，后来泛指男女。至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记录绘画作品时已开始用“士女”一词，它代表了一种题材内容，在当时，这类画作主要内容是描绘贵族妇女。宋代以后，“士女”与“仕女”并用，而“仕女”一词渐为流行，其义指相貌秀丽的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