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局纹人物画像镜，东汉早期，面径16.5厘米。镜圆形，半圆钮，钮座为四片向外伸展的花瓣，座外圈为弦纹和平滑的宽带方栏，两者间连有短线纹。方栏上饰“T”形纹饰，其四角对应镜内缘饰“V”形纹，而在与“T”形纹对应的镜内缘上饰“L”形纹。这些纹样因像工具中之规矩，故旧习称为“规矩纹”，而欧美学者称之为“TVL纹”。实际上此种镜纹是从汉代六博棋博具上移植而来，应称“博局纹”。国家博物馆发现的“四神博局纹镜”拓本，其铭文中出现了“刻具博局去不羊”的字样，是最有力的证据。该镜在博局纹的空间还饰有人物画像，线条纤细，与博局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像共四组，每组画面间均有乳钉相隔，内容各不相同。第一组画面为猎虎图，猎者单腿跪于地上，张弓搭箭，前方一虎业已中箭，正回首咆哮，它一只前腿仍在空中，一只后腿已经蹦直，作者捕捉住虎负痛后腾跳的瞬间细节，突出了强烈的动感效果。第二组画面为月宫图，嫦娥披发，著长裙，裙带向后作飘逸状，升天之态惟妙惟肖，身后玉兔正持杵捣药。画面正中一株桂树，枝繁叶茂，树右侧一兽正在跳跃，兽上方飞翔着一只美丽的长羽鸟。第三组画面为捕鱼图，捕者仰头，身体平直，腿部弯曲，作游水状，一手前伸握有绳线，绳线的另一端系于3条鱼的尾部，鱼的上、下方还饰有4只姿态各异的飞鸟。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人名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上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所记与画面内容略同，因此画面表现的可能是张宏之国的故事。第四组为放鸟图，3鸟并排展翅飞翔，鸟身均系有绳线，绳线的另一端握于放鸟者的手中，放鸟者身体前倾，仿佛欲随飞鸟起飞一样，可谓匠心独具。此镜制作精良，纹饰生动，反映了东汉早期画像纹镜的艺术风格和工艺面貌。即铜镜背面中央的凸起部分，有穿，可系以丝带，便于把持和悬挂。古器物上最简单的传统纹饰，在青铜器上呈现为凸起的横线条。大多数情况下，弦纹是作为界栏出现的。在陶瓷等器物上亦有专用弦纹装饰者。

角是饮酒器，常与爵、觚等组合使用。《礼记·礼器》：“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剑脊两旁称为“从”。一种棋艺。出现于春秋时期，至汉代盛行，老幼皆知。《西京杂记》卷下《陆博术》载：“许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还专门设有博侍诏官。此时期博具还常被作为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汉书·五行志》记载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由此可见，“六博”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用于器物的装饰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四神本为指示方向的星辰，东方象木，其星苍龙；西方象金，其星白虎；南方象火，其星朱雀；北方象水，其星玄武。古人以此四位神灵为宿命的守护神。汉代九卿之一的卫尉卿掌宫门屯卫，下属官员中即有掌宫门禁卫的苍龙司马、玄武司马、朱雀司马，白虎则为殿名。汉代将四神看作与辟邪求福有关，四神图案被广泛应用于铜镜、漆器、砖瓦、印章等装饰上，六朝、隋唐时期仍大量流行。剑茎末端圆形内凹的部位称作“首”。《乐府诗集》三四《相和歌辞·董逃行》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哆长跪捣虾蟆丸。”晋傅云《拟天问》（《太平御览》卷四引）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傅云《歌词》（《初学记》卷二九引）云：“兔捣药月间安足道！……。”故世以玉兔为月之代词。

《太平御览》卷九五七引《淮南子》：“月中有桂树。”同书卷四引《虞喜安天论》：“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焉。”是月桂之说，自汉晋以来即已有之，至唐人小说，又有吴刚伐桂之说。

矛带有锋刃的两翼称“叶”。张宏（1577—？年），字君度，号鹤涧，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师法沈周而略有变化，画风苍秀，亦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