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二公子。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2014年9月，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  ，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等。教授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自197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画创作和美术史论教学工作，1992年5月至1994年1月曾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访。出版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编撰《中国绘画史》。

2018年12月，当选中国美协第九届顾问。 [2] 

曾多次在纽约、旧金山、香港、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等地举办大型个人画展，潘公凯教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91年10月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

潘先生在2004 新写意水墨画邀请展研讨会上论述“写意”背后的文化结构，认为“新写意”这个展览的构想很好，很有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画画家队伍庞大，从第十届全国美展的国画作品来看，为了能让作品入选，不少画家的作品中“做”的成分比较多，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们普遍觉得国画看起来很累，几乎见不到抒发性灵的、很“痛快”的作品。如果把“写意”看成是一种画风，那么可以说，目前这种画风低靡。因此，这个展览的举办很有意义。刚才的发言者都讲到了“写”和“意”，无论是中国画还是西画，其背后都有一种价值结构、文化结构。中西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外“写”的形式语言中都包含有独立的审美语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笔墨”是历史形成的复杂的东西，它是一种流通性的语言。“意”与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人的人格密不可分。正是中国文化深厚的文化渊源决定了中国画是复杂因素的组合体。因此，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变革它往往就会使之失去精髓，但不变革却又难以适应当代社会。但变革是必须的。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古典结构，探索推进的可能性。

潘公凯是带着新的思考去做水墨画的，他面临的课题与他父辈一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也有许多不同。潘公凯的画是意象的，他充分发挥水墨特有的抽象性，有时迷醉于水墨的抽象美，这一点他比当今一般水墨画家走得更远，更不用说比他的父辈们了，但他没有踏进抽象主义的疆域，潘公凯之所以审慎地处理情、景、境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为了追求作品精神内涵与形式语言表现力的丰富性，但同时也肯定有这样的考虑：那就是保持与传统水墨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性，而不使水墨与传统的人文精神脱节而走向“实验水墨”或“非水墨画”的境地。大笔大墨能够造势、造效果，但在精神内涵与形式美感上容易流于空泛。潘公凯在这方面做了费尽心思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果。在大幅画中他用大笔触、大墨块布局时，即十分注意发挥笔力、墨韵的作用，而落笔之后则更加审时度势地做因势利导的处理，然后再细心收拾细部，在保留大气势的基础上讲究笔墨情趣。而在小幅画中，他则主要用有韵味的长线和墨块来统率画面，有时辅以淡彩，在尽情发挥笔线的长短曲折和齐与不齐中，在墨的浓淡、虚实与黑、白、灰的关系中，求理求趣。

潘公凯说，他将艺术格调看成是知识精英的群体性精神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现状和未来走向有很多思考的他，在创作中与其说是在追求形式美感，毋宁说是更多带有学术性的探究精神。徐悲鸿先生曾把画家分为两个类型：学究型和明星型，潘公凯属于前者，他的水墨画不为取悦观众和市场而作，格调是高尚和纯正的。潘公凯是从逆境中经过艰苦奋斗走过来的人，他现在处于顺境之中，可以说他饱尝人生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水墨作品是他人生历程的痕迹。在潘公凯的水墨中看到他为人的正直、执着和做事的认真，性格的倔强以至有些固执，看到他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修养，也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