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玉兽钮“安陵君印”，明，印面2.1×2.1厘米，通高1.55厘米。清宫旧藏。此印青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陵君印”四字。印钮兽大头，巨口，盘卧，神态威慑。印材黄斑片片，与土沁不同，如变色飞云。此为明代托名琢制之印。印文中的“安陵君”伪托战国封君玺印。战国时期封“安陵”君者有两人，一为楚国封君，名“坛”，《战国策·楚策一》记楚宣王时封，《说苑·权谋篇》记楚共王时封，作安陵缠；一为魏国封君，未名，封地仅五十里，《说苑·奉使篇》记作鄢陵君，《史记·魏世家》记作安陵氏。今天，能见到的明末清初印章作品的印拓大大多于实物，清中期以后印章的实物遗存数量则很大。从文物收藏与欣赏的角度看，明代及清初的玉印精品实物即使并非凤毛麟角，亦属罕见之物，这批明代托名琢制之印还是仰仗了皇家的收藏之力。它们的琢制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具有明清特有的玉印风貌，纹章焕然，合以有关印文的历史知识，无论收藏还是鉴赏，都确是一种令人陶然的文化享受。清代乾隆朝检定的玉印中有一批明代琢制的玉印。这批玉印中的少量初录于罗王常编、顾从德校成的《辑古印谱》扩充本中，共计13件。罗王常所辑《秦汉印统》中增录至80余件。其中的战国封君名号印、楚汉之际的封王印、汉名臣姓名印、汉世以后的妇人封君印，都并非是名实相符的历史遗物。从这批托名玉印的内容看，战国封君者都是战国时期六国的能为之士，楚汉之际的封王皆是乱世枭雄，又有汉家开国勋臣，或为股肱屏障，而汉名臣如叔孙通、公孙弘、薄戎奴、卫青、苏武等人，或通儒典佐汉，或承皇恩袭爵，或以武功垂世，或为坚守气节，都是名标青史的人物，此外尚有称为秦朝传国玉玺在内。

对这批玉印，乾隆皇帝似意有所属，虽有御题，但终未深究，笼统称其为秦汉旧物，并授意诸臣检编，成《韫古含珍》与《珍罗芝检》。其中又有一批不排除是乾隆朝之前一段时期内的迎合之作，包括“皇帝寿昌”、“万寿无疆”、“既寿永昌”、“子孙世昌”等内容的大量吉祥语玉印。当时参与此事的词臣甚众，有梁师正、董邦达、于敏中、钱汝成、王际华、汪由敦、蒋溥、嵇璜、观保、裘日修、钱维城、张若澄等，众臣秉皇帝之意而行事，屡称这些“秦汉旧物”与《秦汉印统》相合等等，将鉴定依据推到前朝顾从德、罗王常诸人身上。战国时期的韩、赵、魏、楚、燕、齐、秦七大国，经过不同的政治改革，普遍建立了以郡统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封君制度也同时创立，郡县制为主，封君制为辅。战国封君的身份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国君亲戚，二是宠臣，三是有功之臣，其中第三种最重要。封君有以下特点：有私田，在封邑内有租税权，但不是封邑土地的所有者，土地国有；封邑在边地，一般占地不大，多不世袭；封君有一定的用人权和少数卫队，但无权调动封邑内的军队；封邑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吏“相”、“守”进行治理，封君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接受国君命令。战国诸封君的名望与实力大有不同，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号称“四大封君”，声名显赫，势力远超过一般官吏。秦汉之际，封君的内涵有了很大变化，除列侯食邑外，一是因子孙显贵而长辈受封典，二是妇人开始有封君之号。《通典·职官十六》“至秦汉，妇人始有封君之号”，引“蔡邕独断曰‘汉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比长公主’”，魏晋南北朝时多见，以封典名号加上食邑称“某某县君”、“某某郡君”，也常直接以封典名号称君。